文明的另一把尺子：风险应对力

评价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传统逻辑是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进步，在生产力的衡量标尺之下，人类历史被划分为原始社会、农业社会、工业社会、后工业社会。

以生产力为中心，学者将知识分为“有用”（比如，科技、医疗、商业、法律等是有用知识）和“无用”（比如人文历史、儒家经典、宗教教义等）， 进而延伸出“生产性”和“非生产性”人力资本。

在“唯生产率”史观下，著名经济史学家乔尔 ·莫基尔（ Joel Mokyr）在解释为什么中西方从 18世纪末开始经济大分流时谈道：中国在汉朝选择“独尊儒术”，尤其从宋代拓广基于儒家经典的科举体系，激发草根学子将才华花在儒家经典这些“无用知识”上，得到的是“非生产性人力资本 ”，所以从宋代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前，中国不能出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；相比之下，西欧从 12世纪开始兴办大学，先是培养律师，获得保障商业契约、改善行政管理的有用知识， 后来引导青年走上提升生产率的科技探索之路，让欧洲不断积累生产性人力资本，到 18世纪末爆发工业革命[1]。

然而，正如现在对唯GDP论的批评，文明与进步的背后不仅是生产率的提高，而且还有人类风险应对能力的增强，生产力发展之外，还有“人类与风险的博弈”。在人类文明化历程中，从迷信的创立到仪式、礼节、婚约、家庭、宗族、族谱、宗祠、灵牌的发明，到宗教、教义、教规、礼拜、祷告的推出，到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之国家体系的建立，再到保险、股票、债券、基金的发明，无不围绕规则和秩序，或为加强人际跨期互信与合作[2]。

现代风险社会的组织制度：共享与合作

从历史的视角观察，人类文明过去的制度发明都是应对风险的产物。在工业社会中，财富生产的“逻辑”支配风险生产的“逻辑”，现代社会中工业化的生产效率更加速了风险的产生和传递，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，如何应对风险可以说成为当代社会制度演进的逻辑起点。

现代风险社会中，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同时制约着财富生产和组织资源分配，其一是无法预知承担任务所需资源的类型和数量，无法实现组织资源的预先占有，其二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，组织自身也处在变动之中，对资源的占有也许会成为组织背负的负担，迫使组织必须把很多精力放在维护和处置资源方面[3]。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组织对资源、财富的占有变得难以执行，组织制度设计的核心是共享与合作。

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，每一个人扮演着特定的角色，并以角色扮演的形式参与到分工—协作之中；与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能力、专业素养等，决定了人们在分工—协作体系中的特定岗位和职位；一旦人们在分工—协作体系中与特定的岗位、职位联系在了一起，也就能够持续而稳定地以其能力和专业知识等发挥作用；但是，在共享、合作为特点的组织中，个人并不再与特定的岗位、职位相联系：合作行动中的岗位、职位则是属于行动者的，会跟随着行动者而流动——行动者的角色扮演具有流动性，或者说处在不断的变换中，因而意味着不会有既成的、稳定的组织结构对行动者构成约束、限制，进而，也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制度而对行动者进行规范；未来的组织更依靠行动者的自我认知去开展行动[4]。